古来才大难为用

　　读史书不能不读《史记》，读《史记》不能不看《屈原贾生列传》。屈原投江而死，贾谊郁郁而终，这可能是司马老先生把二位放在一起“列传”的主要原因吧。
　　屈原之死，为他忧国忧民大诗人的身份抹上了一笔耻辱，因为他最终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牺牲品而已。屈原在爱情生活上的浪漫是人所共知的。他写过大量的情诗，其中《湘夫人》最令人关注，从诗中可以推断，那个女人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。
　　屈原与其宠妃的暖昧关系被怀王知道后，促使他以政治名义放逐屈原，使屈原再也无法与郑袖见面。十几年后，楚怀王驾崩，为防止屈原与郑袖的关系卷土重来，楚国王室遵照楚怀王的遗命，派人对屈原进行了捕杀。追杀事件的发生地就是今天的汨罗江，兵士们最终在江边抓住了屈原，将他刺杀后装进袋子，捆紧了之后压上石块投入江心，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历史悲剧。今天当地仍有将包好的粽子投入江中纪念屈原的，据说这也是对屈原之死的一种暗示——过去大家一直认为屈原是投江而死，近来史学家们研究发现，屈原没有自杀的动机，而当地老百姓投粽子的做法，暗示的就是屈原被人杀死后像粽子一样被裹起来投入江中。
　　如果这种说法确实的话，那么屈原之死，真的是太没有价值了。一个才华横溢的人，因为畸形的爱情——爱上一个有夫之妇，导致一生坎坷最终被追杀致死的结果，我觉得，这确实有些令人失望，这与传说中忧国忧民的屈原相差太远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屈原也只不过是一个持才放旷、放荡不羁的风流文人而已。连上司的老婆都要勾引的男人，会是什么好鸟？所以我以为，古代文人中死得最没有价值的人，就是这个屈原。别说在当时的社会，就是在今天，像屈原这种恃才傲物、风流不羁的文人，也是没有市场的。
　　再说贾谊。他年轻时代，正是西汉政权刚刚建立的年代，既给贾谊带来了施展才华的机遇，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坎坷和痛苦。18岁时，贾谊便以能诵诗书擅写文章而闻名于郡中。当时的名士河南守吴廷尉欣赏他的才学俱优，将他列置门下。公元前180年，汉文帝刘恒即位。听闻河南守吴廷尉颇有学识，且政绩卓著，便征召吴公为廷尉。后贾谊在吴廷尉的推荐下，被征召入朝，立为博士。一年之中，又被破格晋升为太中大夫。从此，22岁的贾谊便踏上了仕途，成为西汉政治集团中的一员。贾谊这个人确实很有才华，汉文帝对其也很是器重，在把他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，又与诸大臣商议，想把他升擢为公卿。在当时，一个20出头的书生一下子在朝堂之上红得发紫，很多人不免妒忌不已。其实不论古今，官场皆然。在朝为官，也讲究个资格，贾谊一个后生小子，因为能写几篇文章、与皇帝聊得比较投机就青云直上，那些辛苦熬了一辈子的老臣们肯定会有想法，有想法他们就会集体上奏皇帝，要求疏远贾谊。皇帝是聪明人，他能掂量出在他的统治中谁的砝码最重，所以他选择了听从众大臣们的意见，开始有意疏远贾谊，后来将他派去当长沙王的老师。
　　在政治上受挫的贾谊辞别了京城，来到了地处偏远的长沙。他听说长沙地势低，湿度大，自认为此去长沙将享寿不长，而且又因为是被贬谪，心情非常不好，常常拿自己与屈原作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便写下了千古流传的《吊屈原赋》。
　　汉文帝七年（前173年），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，于是将他召进宫。当文帝听完贾谊的一番宏论之后，十分感慨地说：“吾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”。过不多久，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。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，贾谊仍对政事十分关注，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，写下了如《治安策》、《论积贮疏》等名篇。汉文帝十一年（前169年），梁怀王刘揖入朝，不幸坠马而死。贾谊认为自己作为梁怀王的太傅而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，因此非常伤心。一年以后，由于伤感过度，贾谊也于汉文帝十二（前168年)故去，死时年仅33岁。
　　贾谊去世1000多年后，一个叫苏轼的人写过一篇《贾谊论》，开篇就说：“非才之难，所以自用者实难。惜乎！贾生王者之佐，而不能用其才也。”意思是说，一个人拥有才能并不难，难的是怎么样用好自己的才能。贾谊虽然有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才能，但是没有用好自己的才能，真是太可惜了。
　　与传统的观念相比，苏轼这个人似乎思想更敏锐一些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得到的观点就是封建王朝容不得人才，为了他们的统治，他们会把各种优秀的人才贬来贬去，不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。所以杜甫老先生就说“志士幽人莫怨嗟，古来才大难为用”。事实上，任何一个朝代，任何一个君王，都希望自己的臣下才华横溢，也都喜欢用能力强的人，他们比我们更清楚，治理好国家需要有才能的人。但是，古往今来，大凡有些才华的人，就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毛病，不是自高自大、瞧不起别人，就是性格怪癖，不善于同别人交往，造成自我封闭，难有支持者。本来满朝大臣大都是搞政治的角色，你一个文弱书生不知深浅，也想蹚一下，那肯定就被人给收拾掉。
　　苏轼接着写道：“夫君子之所取者远，则必有所待；所就者大，则必有所忍。古之贤人，皆负可致之才，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，未必皆其时君之罪，或者其自取也。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再有才能，那只是一个基础条件，你要想干成大事，必须学会等待时机、学会忍气吞声、韬光养晦；自古以来有很多才华横溢的贤人，都身怀治国安邦之才，然而最终他们的才能施展的不到万分之一，为什么？未必都是当时的国君们昏庸无道，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原因所导致。苏轼这个人确实语言很犀利，那么多人都在为贾谊鸣不平，他却在找贾谊的毛病。不过这找毛病也需要才能和勇气，这么多年来我们对待古人，似乎一直都在盲目崇拜，缺乏找毛病的才能和勇气，与苏轼相比，我们真是汗颜！
　　“非汉文之不用生，生之不能用汉文也”。苏轼说，不是汉文帝不重用贾谊，而是贾谊自己不能被汉文帝所重用。“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，灌婴连兵数十万，以决刘、吕之雌雄，又皆高帝之旧将，此其君臣相得之分，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？贾生，洛阳之少年，欲使其一朝之间，尽弃其旧而谋其新，亦已难矣。为贾生者，上得其君，下得其大臣，如绛、灌之属，优游浸渍而深交之，使天子不疑，大臣不忌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，不过十年，可以得志。”苏轼分析了当时的情形，认为贾谊还是有些急躁，如果懂得隐忍、等待，不出十年，就可以宏图大展。
　　当然，分析得再好，也是事后诸葛。只是后人对苏轼先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同样是文人，为啥人家看问题咋就那么深刻、入木三分呢？细看苏轼的生平，一生起起伏伏，坎坷重重，晚年生活安逸，才有了更多的时间反思人生。
　　其实，不管是屈原、贾谊还是苏轼，作为文人，混迹官场，都应该遵循“做官先做人”的道理，即便最后做不了好官、大官，至少可以做个好人。

　　2009. 12. 20 于无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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