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钢琴与长笛番外]黑潮

　　秋萍从小就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，眉清目秀，活泼爱笑，谁见了都喜欢。
　　她的母亲是个勤恳老实的小脚妇女，在丈夫死后带着女儿改的嫁。

　　秋萍的养父是个姓周的矮瘦木工，四十岁才娶到媳妇，对她们母女很好。
　　秋萍出生于抗日战争的尾声，她的生父在她几个月大时被日本兵砍死在离家十里地的湖边。母亲似乎是不愿留在那片伤心地，于是带她改嫁到了远方。
　　秋萍对战争的意识很模糊，即使一场战争后紧接着又是一场战争，但那时她还小，懂得不多，懂事后唯一清晰的认知就是日子苦。
　　她很庆幸她们母女遇到了她爸，虽然这个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，但他是真的疼爱她们母女。
　　秋萍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等她爸回家，越晚越好，因为每次晚归他都会带回来好东西。
　　后来秋萍养成了习惯，喜欢趴在窗口等待，远处传来木板车的嘎吱声，她就欢喜地冲出门去，半道上就扑进父亲怀里，扬起笑脸问：“爸，你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？”
　　即使在最凛冽的严冬，父亲带回来的东西都是温热的，被他揣在怀里走了十几里山路，人走得发汗，怀里的东西就热乎了。
　　由于父母溺爱，秋萍从小没吃过什么苦头，在那个没有几个人日子是不清苦的时代，秋萍甚至觉得自己比其他孩子更幸运，她想要的爸妈总能满足她。
　　嘴馋了父亲就去给买，木工活不好做的时候就去山上摘，运气好还能打到野兔。想要新衣服母亲就给做，把旧衣服裁了再缝一个晚上就又是件新的，她穿的衣服总比别的女孩子好看，即使是补疤也像朵花儿似的。
　　再早些时候日子苦，父亲每天带俩包子出门做工，每个包子滴一小滴猪油，母亲说做力气活要吃荤腥。有时父亲会省下一个包子带回来给她们娘俩，母亲让她吃，她就自己吃一半，再留一半给父亲。
　　秋萍那时很喜欢包子，油香油香的菜包，很喜欢。直到有一回爸妈以为她睡着了，相互推拒着那半个包子，她才知道母亲不是不喜欢，而是舍不得吃。那时正是家里最苦的日子，两个包子是父亲在外一天的伙食。
　　后来日子好过些了，父亲总记得她喜欢包子，常常给她买，她却早已不喜欢了。
　　秋萍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幸运太多，不要说像她这样随母亲从外地改嫁带来的孩子，就连许多亲生的子女也没得到过父母这样的溺爱。
　　秋萍是幸运的，更多人是寻常的，但还有的孩子和秋萍一样特殊，却没有她幸运，而是不幸。
　　同村的李圭平原本出身地主家庭，家产被缴收后，一家人在村里受尽排挤。
　　圭平和秋萍年龄相仿，但性格截然不同，圭平寡言少语，处于秋萍那热闹的朋友圈子的最边缘，虽是同村但俩人几乎没说过话。

　　秋萍对这个邋里邋遢唯唯诺诺的小子并无好感，也没有恶意，直到有一天村子里传言说圭平是日本人的孩子。圭平的生父曾在镇上办过厂，好些人知道，所以他的身份没瞒住。
　　战争后期许多日本人都狼狈地逃回国去了，圭平的亲生父母把他寄养在现在的家里，不知道是不想要这个逃亡路上的累赘，或者只是暂时安置。
　　由于时至今日还没人来接他，传言说他是日本人不要的孩子，人们一边骂他那没良心的亲生父母，一边也骂他。
　　秋萍想到连长相都不知道的生父，一个普通的被砍死在湖边的渔民。
　　她开始注意起这个仇人的孩子，甚至和同伴一起朝他扔过石子。
　　关于身世的传言传开以后，圭平变得更加寡言少语，村干部以前只找他爸妈谈话，后来也找他谈话，没完没了的谈话，然后让他们学习，没完没了的学习，然后开会，没完没了的开会，然后谈话......
　　秋萍和伙伴们在他谈话完回家的路上伏击他，石子砸在他的后脑，他胆小得甚至不敢回头，捂着后脑默默走着。如果他敢回头或是还击，站在秋萍身边的小卫兵们就会好好教训他。
　　伙伴们知道秋萍的生父死在日本人手里，怂恿她应该更狠一点，但秋萍是个被宝贝着长大的姑娘，扔石子已经是狠到了极限，于是伙伴们撇下她，将谈话晚归的圭平堵在村口打了一顿。
　　秋萍的日子里有父母的疼爱，伙伴的维护，圭平的日子则是漫无止尽的谈话、学习、开会和不时的冷眼、谩骂、挨打。
　　圭平仿佛真的变成了哑巴，就连挨打也一声不吭，直到有一天他变了，将无所事事就围堵他的几个少年打伤、咬伤，跑回家躲了起来。

　　从那以后村干部不找他谈话学习了，因为他疯了。
　　得知这个消息时秋萍愣了许久，难以言喻的情绪在心中蔓延，那颗打在圭平后脑的石子哐的一声，听起来甚至不像石子砸在人头上的声音，像是沉闷的敲门声，哐，哐，哐......
　　但最终她学会了和其他人一样，默默地不去提起石子的事，更不提她的伙伴们对他的拳打脚踢，她从没有参与动手，那本来就不关她的事。
　　圭平依然沉默，偶尔还是路过村口，但很少再有人搭理他，人们见了他都绕道走，生怕他发起疯来伤人，就这样反倒相安无事过了几年。只是听邻居说他家到了夜里不时会有动静，外面的人零星听到他喊着有人跟他回了家，躲在家里监视他。
　　圭平的养母一边哭泣一边哄劝，哭声随着夜里的寒气传播到左邻右舍。
　　兴许是愧疚或者害怕，难以言喻的情绪使得秋萍在遇见圭平时总会停下脚步。其他人见到圭平都会绕路，更小的孩子见了他会撒腿跑开，但任何一个轻微举动都可能吓到他，所以有时秋萍与他迎面相向，就歇在路边装作没看到他，有时他走在她前面，她就停站着不动，等他先走。
　　她望着圭平驼背的身影，想起他似乎从小就这样勾着头走路。
　　有时她也会想到自己的生父，日本人一刀就削掉了他的头，腔子里的血流淌在冬季的湖边，被人发现时大滩血都冻在了湖面。那时她才几个月大，她妈一直在等着丈夫找吃的回家，那个冬天她们娘俩差点饿死在家中。
　　一想到这些，秋萍再望向前方畏畏缩缩的背影，忽然有了大喊一声的冲动，她想是不是在他身后大喊一声，他就会立刻吓得发疯。
　　也许会吧，但她最后没有那样做。她是被宝贝着长大的姑娘，那颗石子已经是狠到了极限。
　　后来秋萍出落成大姑娘，渡过无趣而快乐的童年后，她没那么在意那个疯子了。她的伙伴们也长大了，要忙大人的事，孩子长成了大人，村里又有了新的孩子，新的孩子继续嘲笑疯子圭平，不同的是他们不会动手，因为都怕他会发疯伤人。
　　再后来秋萍家里搬到了镇上，很少回村里，她也渐渐忘了疯子圭平。
　　经人介绍，她和一个出身邻村，在镇上工作的小伙子相互看上，她也要做大人了。
　　秋萍的样貌是出了名的好看，除了年龄大些，在媒人口中条件数一数二，邻村对象却只是个家境普通，人才和人材都普通的小伙，但他愿意和秋萍一起赡养她的父母，给他们养老送终，甚至愿意住到秋萍家去，这是秋萍最看重的一点。爸妈只有她一个女儿，她离不开他们。
　　婚后第二年年，秋萍生下女儿，家里狭小实在挤不下，她不得已去外面租了房子。父亲看他们夫妻收入不高又带个孩子，怕日子过得难，就每个月给他们送钱去。钱包在塑料袋里，揣在怀里揣热乎了的，就像小时候给她带的吃的。
　　除去早年生父去世，秋萍觉得自己一直是幸运的，直到父亲生病，病来如山倒。
　　父亲不想治病，要把存着养老的钱留给他们夫妻，他们夫妻不肯，他就说留给他们那只有一岁的女儿，秋萍还是不肯，哭着求他去医院。他最终妥协，可去了医院医生说是绝症。
　　秋萍觉得老天爷或许是公平的，她失去了生父，所以老天爷给了她继父，可继父对她太好了，所以老天爷要把他的好收回。
　　父亲临死的前几天，母亲说，他们一家虽然搬来了镇上，但她爸最后想从老家走。
　　回老家的路上要翻一座山，那时正是冬天，她和丈夫找来一辆木板车，把老人从镇上拉到山脚。秋萍的丈夫一开始想背老人翻山，可平时老人被人背着走两步就喘得急，身子蜷缩看着就难受，秋萍实在心疼，回老家时就带上了家里的木椅子。
　　父亲是木工，做的木椅又大又结实，木椅扶手上缠了一圈又一圈绳索，绑上两根扁担就是一个木轿子，秋萍想让老人躺坐着舒服地回老家。
　　夫妇俩一前一后抬轿，尽管冬天穿得厚实，架在两肩的扁担还是压的秋萍龇牙。她是被宝贝着长大的姑娘，丈夫对她也好，她很少做体力活，那座山她一辈子都会记得，寂静的冬野山林，全是光秃秃的树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，一声鸟叫也没有，只有她喘着粗气的声音。
　　老人躺在轿子里昏昏沉沉，肩上的扁担太重了，她被扁担压哭了，低声喊着：“爸啊，爸......”
　　爬了一小段坡后，丈夫让她歇会儿，她靠坐在椅子边抹眼泪，老人迷迷糊糊醒来问：“到家了？”
　　她说：“快了，爸，你歇会儿。”
　　老人双眼浑浊，没有看到她的眼泪。
　　他们夫妇最后把老人抬回了老家，几天后老人离去，后事也办在村里。
　　秋萍她妈是外乡人，她爸家中已无亲属，全靠村里人帮忙，后事办得还算体面。
　　秋萍再次见到了圭平，依然是小时候那副邋里邋遢的样子，时而清醒时而神叨，有手有脚却找不到活做，也一直找不到老婆，家里全靠他妈做零工维持。
　　秋萍喊住圭平，给了他一些零钱，让他守在灵堂最外面驱赶猫狗。圭平那几天都是清醒的，没有发病，到了夜最深的时候还听得到他驱赶猫狗的叫喊。
　　秋萍小时候讨厌圭平，现在她终于在心里承认自己是同情他的。
　　她失去了生父，又失去继父，但他们活着的时候至少都宝贝她这个闺女，而圭平由始至终都是日本人的弃婴。
　　除了生父死在战争后期，秋萍对战争没什么概念，但战争的影响在圭平身上延续至今，甚至蔓延到了他的养父母身上。
　　夜深了，圭平的养母来找他，怕他驱赶猫狗时出事，其实是怕他突然又发病，母子俩坐在灵堂最外面守了一夜，他的养父在外做工出了意外，几年前已经走了。
　　秋萍她妈瞧着母子俩可怜，又给了他们一些守夜的工钱。
　　后事办完，秋萍回了镇上，把母亲也接来一起住。
　　因为父亲执意要从老家走的缘故，秋萍也问母亲想不想回老家看看，这么多年了，秋萍从未见她回过老家，只听说过她从哪里来，却不知道具体位置。
　　秋萍以为她会留恋老家，至少会想回去看看，但她没有，那里曾是靠近日本人驻地的村子，也是秋萍生父惨死的地方，她不愿回去。
　　秋萍问家里还有没有什么亲戚，想帮她走动走动，她摇头说没了。
　　秋萍的丈夫在一旁问哪能一个亲戚都没有，远亲也没有吗？她摇头说没了，一个都没了，并再三叮嘱秋萍不要回去。
　　秋萍不愿违背她的意思，答应说好，不回去就不回去。
　　秋萍明白母亲不愿回去，不愿勾起伤心回忆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老家的事。
　　几年后，秋萍又生下一个儿子，一家人和和睦睦过着小日子。母亲老了腿脚不方便，秋萍就四处找方子给她医治，每天给她洗脚，捶腿。
　　秋萍想让老人看着外孙女和外孙长大成人，再成家立业，就像自己找了一个好丈夫一样，这样老人家才能安心。
　　秋萍每年都回村里祭拜父亲，告诉他母亲一切都好，或是母亲又病了，让他保佑她早日康复。
　　秋萍又一次回村时听说，圭平去日本了。
　　原来，疯子圭平不是被遗弃的孩子，他的父母怕他一个孩子捱不过逃亡路上的饥饿、病痛和意外，把他托付给了他的养父母。
　　直到现在，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三十年多年，中日关系缓和，陆续有日本人来中国寻亲，也有战争孤儿借助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帮助去日本。圭平的亲生父亲去世了，亲生母亲已经再嫁，但开放寻亲后立刻就找来了这里。
　　相比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内外洗礼的中国，日本在战后似乎过得不错，村里人说寻亲的日本人都是坐飞机来的，飞机，听着就不得了的东西。临近几个村子陆续找到日本遗孤，秋萍丈夫的村子里就有一户，妻子是不会说日本话的日本人，证实身份后举家搬去了日本，去谋更好的生活。
　　还有冒名顶替遗孤身份的，就为了去那个有飞机有电视处处是汽车的富裕国度。
　　但秋萍听说圭平一开始不愿离开，他的病时好时坏，年近四十却像个孩子一样哭喊着不愿离开养育他的母亲。可他的养母年纪大了，眼睛蒙上一层越来越厚的白雾，就快要瞎了，实在没有能力照顾他，所以连哄带劝说他只是去日本玩，可以坐飞机，到了那里还有汽车，很好玩。
　　圭平的生母是个瘦小的老妇人，握着圭平养母的手泪流满面。
　　圭平去日本了，不会再回来。

　　回到镇上，秋萍告诉母亲圭平去了日本，母亲十分惊讶，说他胆子怎么这么大，日本人的地方都敢去。
　　从前的遭遇让母亲不敢相信现在发生的事。
　　秋萍解释说，现在不打仗了，日本人来中国找亲人，不杀人，圭平去了没事。
　　秋萍对圭平讨厌过，同情过，现在她已经四十岁了，完全明事理了，只希望圭平能在日本把病治好，这样他那孤苦留在家中的养母才能安心。
　　秋萍怎么也没想到，就在圭平走后几个月，她自己也遭遇了同样的事。
　　一个日本人不远万里找到她母亲的家乡，再找到父亲的村子，最后辗转找到她所住的镇上。
　　那个陌生的日本男人有五十多岁，鬓边的头发白了些，自称是秋萍的哥哥。
　　尽管身边有翻译，但他仍用中文清晰地说出了“哥哥”两个字，然后用日语说着什么，翻译说，那是秋萍的本名，惠子。
　　秋萍望着年过半百的老人整个人都懵了，她立刻否认，让翻译告诉认亲的男人，她的亲生父亲是被日本人砍死的，她不可能是日本人的女儿。
　　翻译告诉秋萍，这个日本人已经找了几户人家，从外乡找到这里的村子，再找到镇上，她是最后的可能，如果她也不是他的妹妹，那么他就没有希望了。
　　翻译人员不止负责翻译，也从中劝解，劝秋萍问问家里人，有没有可能就是她。
　　秋萍有些火了，还算礼貌地请客人离开，她不能让母亲因为这种事情再勾起伤心事。
　　年过半百的日本老人站在她家门口，叫着惠子，惠子，秋萍不停摆手说，不是，不是。
　　翻译扶着日本人离开，他像没了力气，走到楼梯口渐渐蹲坐下去，忽然大哭起来。秋萍关上家门，依然能听到一个半百老人的大哭，以及他的呼喊，惠子，惠子。
　　翻译说，秋萍是最后的可能，如果她不是，那么老人就再也找不到妹妹了。
　　哭声渐渐停了，秋萍打开门往外瞧，日本人终于走了。
　　卧室里，母亲午睡起来了，因为耳朵不好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只说有些吵闹。秋萍说现在不吵了，要不再睡会儿。
　　秋萍没打算告诉母亲，却忘了叮嘱丈夫也保密，第二天，母亲还是知道了有日本人找过她。
　　当天晚上，秋萍发现母亲几乎没有吃东西，碗里的菜只夹了几筷子，秋萍觉得奇怪，吃完饭她端着洗脚水来到母亲的房间，又见母亲正在抹眼泪。
　　秋萍慌了神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直到母亲叫她过去，拉着她的手说有事要告诉她。
　　秋萍早就察觉母亲的反常，对母亲说的事感到惊讶，却又没那么惊讶。
　　她的确是日本人的孩子。
　　母亲带着她改嫁到远方，多年来从不回老家，是不愿让她知道自己是日本人的孩子。

　　秋萍静静听母亲说着，她是包裹在一条和服带子里被发现的，一直以来她认为的生父，也就是母亲的第一任丈夫在火车站路边捡到的她。母亲说那时火车站挤满了日本人，只有不到半数的人能上车，不少日本人把孩子送给中国人抚养，或者就扔在路边。
　　那一晚秋萍彻夜未眠，丈夫见她翻来覆去，让她第二天去找那个离开的日本人。
　　秋萍整个人缩进被窝，楼梯口的哭声仍在耳边回响，原来那是她的哥哥在叫她，惠子，惠子。
　　第二天，当秋萍四处打听终于联系到上次的翻译和随行人员，却得知来她要找的人已经回了日本。
　　对秋萍而言，毫无预兆的重逢后又是毫无预兆的分离。
　　翻译说可以帮她联系政府和相关机构，核实过后她就可以去日本探亲，甚至可以留在日本生活。
　　秋萍拒绝了，母亲年纪大了，她不能离开，也不愿离开，她的大半辈子都在中国，儿女父母都在中国，日本对她而言只是一个曾经憎恨过的陌生国度。
　　正如她所料，母亲不许她去日本，因为那里到处都是日本人，提着枪和刺刀，杀人不眨眼。
　　秋萍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，倒是丈夫一直替她劝说，讲述日本的变化，终于在第二年，母亲松口同意她去探亲。
　　离开前，秋萍不停安慰母亲，她只是去探亲，很快回来。母亲担忧地塞给她一沓钱说，如果日本人扣着她不让走，就用这笔钱自己买机票回来。

　　秋萍登上了去日本的飞机，同行的几个和她差不多身世，都是去探亲，他们之中有农民，有老师，还有一位文质彬彬的诗人。
　　秋萍不禁想起了圭平，她是幸运的，与她同行的几位同伴也是幸运的，但圭平无疑是不幸的。
　　经过漫长的飞行，飞机抵达日本机场，来接秋萍的是一位老妇人，也是秋萍探亲的对象。
　　她的亲生父母早已不在人世，那是她哥哥的妻子，她在日本唯一的亲属。
　　半年前，她从电话里得知了哥哥的死讯，那个坐在楼梯口大哭的日本人，那个叫着惠子，惠子的半百老人，那短暂的一面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。
　　秋萍的嫂子带她去哥哥的墓前，她不知道能说什么，转念一想，她说什么他也听不懂吧。
　　看望完哥哥，秋萍还有一件事要做。
　　她受圭平的养母所托，给圭平带了些东西来，并不贵重，只是一双针脚粗糙的棉鞋。圭平养母的眼睛已接近半瞎，耳朵也不好使，老伴去世，膝下无儿女，她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保障，根本给不了圭平什么贵重礼物。
　　负责这次探亲活动的负责人帮忙找到了圭平的住所，秋萍不认识日本的路，随行的翻译帮忙带路她才找到。
　　秋萍一直以为，圭平在日本过得不错，还有可能把病治好，因为听村里人说她的生母看起来很有钱。
　　以村里人眼光来看，圭平的生母穿得精神，确实看着像有钱人。可在日本，她只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太太，有一个患病不能工作的儿子，再婚后又因为儿子离了婚，要不停工作才能维持生计。
　　秋萍去做客，老太太对家里乱糟糟的情况很是抱歉，给她倒好茶就手忙脚乱地收拾。圭平躲在角落里观察秋萍和同行的翻译，仿佛他们是可怕的坏人。
　　秋萍叹了口气，他的病没有好转，也许陌生孤独的环境让他病得更严重了也不一定。
　　秋萍拿出带来的礼物，圭平小心翼翼靠近她，一把将棉鞋抢过去，大热的天直接往脚上套。
　　秋萍望着他笨拙的样子，脑海里浮现他的养母眯着半瞎的眼睛，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做鞋的样子。
　　圭平穿上棉鞋很高兴，忽然又变得不高兴，嘴里含糊不清念叨着什么，秋萍觉得是中国话，但听不清，翻译也感到茫然。
　　他的母亲听懂了，拿出被淹没在垃圾堆里的电话。
　　秋萍这才反应过来，圭平在说他要打电话。
　　圭平的生母抱歉地说着什么，翻译告诉秋萍，她说不好意思，今天是圭平和中国的母亲通话的日子。
　　秋萍想起圭平养母家没有电话，一位好心的村干部同意把电话借给她，她要在固定的时间去电话前守着，等待来自日本的铃响。如果遇上圭平不清醒的时候，或者圭平生母忘了这是打电话的日子，她就在电话前一直等，直到有人委婉地请她离开。
　　电话接通了，圭平仿佛恢复了正常，和中国的母亲开始通话。
　　但仔细听，这段对话并不正常。
　　圭平重复说着，“妈，我想回家，妈......”
　　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大，大到秋萍在旁边都听得见，圭平的养母听力不好，听电话必然很吃力，说话也很大声。
　　电话那头说：“东西收到了吧？好，喜欢就好！”
　　“妈，我想回家......”
　　“妈没事，妈都好，不用担心。”
　　圭平渐渐急躁，最后哭喊着，“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？”
　　不知电话那头是否听清，大声回说：“你在那边要听话，听到没有？”
　　圭平哭着：“妈，我想你......”
　　“好，好，你在那边好好的......”
　　圭平只剩下哭声，他的生母也在一旁默默流泪。
　　秋萍望着他们母子跻身的小小房间，这样的对话不知道在这里进行过多少次。
　　两个年迈的母亲，一个生病的儿子，老天爷究竟是怎么了？他们的命运是从什么时候交织在一起，是逃亡时将孩子托付的那刻，还是早在那场战争打响的时候，或者更早，当人来到这世上注定要尝遍世间苦涩的时候？
　　秋萍用母亲塞给她的一沓钱从翻译那里换了日币，悄悄压在茶杯底下。
　　不久后秋萍回了国，丈夫和儿女一起接她回家，母亲见到她顿时老泪纵横。
　　路过楼梯口的时候，她驻足停留了会儿，在这个拐角就能看到她家的地方，曾经有一位两鬓花白的老人哭得撕心裂肺，整个楼道都回响着他的哭喊。
　　惠子，惠子......

　　—— ——

　　天寒地冻，结冰的湖面上有人正在凿冰。

　　凿冰人凿开冰面后捕到了几条活鱼，心满意足地准备回家。

　　身后响起枪声，他害怕地抱头。两个落单日本兵冲了过来，他们是附近日军驻地的逃兵，正饿得头晕眼花。
　　其中一个日本兵抢了鱼正要离开，另一个却凝视着他陷入沉默，然后拔出腰间的长刀。
　　他不停磕头求饶，冰碴子粘在额上磕出了血。
　　手起刀落，碗口大的疤喷涌鲜血。
　　挥刀的日本兵叫上发愣的同伴迅速逃离湖边，留下一具身首分离的尸体，殷红的鲜血流淌在森白的冰面，化作巨大而艳丽的花，泣诉着这桩冰雪中的惨剧。
　　十里地外的家中，一位年轻的妻子正饥肠辘辘地等待丈夫带吃的回家。
　　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，是丈夫前两天捡到的日本弃婴。
　　虽然日子苦了些，但从今以后他们就是一家人了。

《[钢琴与长笛番外]黑潮》
一个时代的孤儿，一场时代的悲剧。



《（低仿TVB）线人》
警/察 与 毒/贩，歇斯底里，至死方休



《[民国军阀]山海移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