瓜田日记，灵感随笔

　　正如我写作之前不知道女主会经历什么一样——我对自己的未来也一无所知。但就在刚刚，我发觉自己向命运质询的原因，像极了自己对待女主的方式。这再次让我觉得写出的东西都不是偶然。

　　我对待女主的方式极为苛刻，在她们的故事里我只是旁观记录者。且我心里明白：能被我用来做女主的人，必然是千锤百炼磨出来的。因此我会冷漠地看着她们挣扎，从挣扎中找出我需要的东西，其程度应不亚于用猫头鹰攻击徒弟的良秀。

　　但我同时为自己的人物骄傲，甚至在对比中自惭形秽。她们比我要勇敢很多。有一些违背我本心却难以拒绝的事情，都是因为想到了她们，我才敢说出“不”这个字。因此即便作品无人问津，它们也对我有十分重要的、特殊的意义。

　　当我将视线拉远，我发觉我所痛苦的，恰恰是因命运从未施加援手。我的造物者站在局外，任何时候都对我冷眼旁观，像极了写作时的我。由此，我忽然明白了为何上瘾的事情都通神，写作就是我与造物者交流最方便的手段。

　　我不知道我的未来，它也不知道。但我无比信任我的女主，它也无比信任我。因此我即便一无所有，也总有一股心气支撑，这也许是造物者赐予我为数不多的财富。我默默无闻，我的作品默默无闻，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我们的未来就像一本裸纲的书，变动剧烈又有无限可能。

　　我有时觉得自己的创作思路被局限住了，想要突破，这又无比类似于我面对自己命运的态度：想要做一些革新的、不同寻常的事情，不为其他，单纯是厌恶了循规蹈矩和陈词滥调。也许我的造物者也困惑于答案，才安排我和家人的对话，安排我和老师的对话？

　　当亲戚们出于好意告诉我要知足常乐时，我第一次愤怒地、终于敢开口说：“我想出家。最起码我要想明白自己怎么活着。”前一句是气话，亲戚被我吓到，让我妈来安慰我。我毫无保留地抛出了我的观点，告诉她我不能失去激情，不能失去面对死亡的勇气，不能失去对生命的感知。她显然没听懂，但受到了冲击，也思考起了她活着的意义。此后当我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时，她终于不批评我的清高，而是安慰说“很多厉害的人都不被理解”了。她给我最大的自由就是允许我成为一贫如洗的废物。当亲戚们用伤仲永的语气，谈论谁家高材生赚不到钱养活自己时，我告诉妈妈这也许是我的未来，而她欣然接受——这也许算是造物者馈赠。我独自承担一切选择的代价，但她允许我自由。

　　与老师的对话要含蓄许多。课堂展示时我讲述了人的自我，老师深有共鸣，说他高中时也在想人为什么要活着，想的很痛苦，但后来觉得吃饱喝足就够了。我没有直接说明，心里却十分失望：这不是我的答案。

　　这些话在后来有了诉说机会。当他又一次谈及“人为什么要活着”的话题时，我说：“人活着是活着本身。”他没听懂，问：“所以你的意思是活成行尸走肉那样？”我说不是的，并开始讲西西弗，讲人们眼前的“有”和人们没注意过的“无”，指出真正的活着是为了“无”而活。果然他也没听懂，含混着又开始了自己的演讲。我再次失望，但习惯了没人听懂，不会太失望。

　　此后我又问了我的导师，问她专业选择与人生路径的选择。我发现她是很厉害的人，尤其在我不擅长的方面；但在我日思夜想、百思不解的方面，只有我自己能给自己答案。这答案迄今无人听懂，却逐渐超越了别人的话，开始主导我的人生。如果以后，我真的确信了我的答案，并为之而活的话，我相信造物者也一定想通了它想问的问题。这时候，它该像我一样完结退场了，余下的路留给我自己。

　　我对未来的预感，就像是对小说结局的预感一样：那只是个预感，可能存在，也可能会更改，可能成功，也可能失败。但无论如何，它最坏的结果也只是一辈子平庸，而存活的意义从来都不在结果上。

　　维特根斯坦在书信中说：“要么我的东西是一项最上等的工作,要么它不是一项最上等的工作。若是后一种情况(也是更可能的情况),我自己都宁愿它不付印。若是前一种情况,那么它早点晚点付印,二十年后还是一百年后,都无所谓。毕竟,谁会问(比如)《纯粹理性批判》是写于17XX年还是17YY年。”我想人活着也是如此。

该作者现在暂无推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