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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止
转过天晌午汪元松才得以脱身,路上碰见几位旧相识,打过招呼,大家都郁郁地说不出话,只好告了辞各自回家。
北平的冬天不别致,西风凛冽着,吹得人脸生疼,好在今天是难得的响晴天,一阵风过,几只斑鸫呼啸着掠过干树枝,惹得人们争相抬头观望。
是没什么好说的,此刻语言是负累。
金妈事先知会过,汪元松已知道汪广悌来过的事,也知道东惠不见了,但此刻无暇顾及这许多。
保定危在旦夕,天津沦陷是迟早的事,日本兵司令部肆无忌惮地大搞军事演习,处处骚扰挑衅,丝毫不隐藏它们攻击天津的计划。
汪公馆上下陷入不安,日日价有人过府问话,左不过是些逆贼、叛党之类的无稽之谈。
汪元松不准家里人再提汪广悌的事,整日闷在书房暗自烦忧,连一日三餐都由金妈送入房中,众人再难得见汪老爷一面了。
这天是农历十一月十八日,东惠离家的第八天,他在保定绊住了脚,既无法上天津寻昌吉,暂时也回不了北平,便只得暂住在吕家集。
他尝试给家里去信,可邮电局已经贴出了“暂停私人业务办理”的告示。信寄不出去,电报拍不了,电话打不通,托人捎口信自然也很难办。全城封锁得如同铁桶一般,唯一的出口——保定站,这会儿也排满了配着枪的警察和官兵。
保定历来是军事重镇,近年来局势紧张,屯兵驻将也算是司空见惯的事,只是这样荷枪实弹的场面实在不多见,人人望而生畏,毛骨俱悚。
空气中弥漫着腥膻的血气,一点一点催化了冬晨的银雾。城市的轮廓还是完整的,然而正在变得模糊。
有的人仰头望向上苍,喃喃地说着:“打仗了,打仗了……”有的人噤声不语,然而的确是打仗了。
吕柏龄的堂侄在保定站当副站长,不知算身份特殊,还是话事人的纰漏,竟让他成了少数几类可以每日外出行动的人员之一。自然地,他家就成了吕家集的信息集散中心。
外头已经进入了酣战阶段,东惠滞留在战争堡垒中,犹如一枚银币丢进大海,不加干涉的话只会一味沉沦下去。所以他想方设法地借助浪头翻腾,以挽救自己仓皇而薄弱的生命。
每天都有高射炮的流弹飞进平民区,趁人不备“砰”地落地炸开。那“吱哟哟”的啸叫像在调笑人的性命,先是无端地将天幕撕碎,再悠悠地撩拨人的神经。
无数神经末梢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着,用红色填补着蓝色。
东惠的双脚是无着落的,脑海里是空白的,吕柏龄原本打算离开保定,家中没有置办米粮,因而他的肚子也是空的。
空,可怕的空,空空如也,空穴来风,他所感受到的恐怖分外真切。
飞机在顶上盘旋,那桨转得飞快,发出痛苦的“滋滋”声,像铁板上被炙烤的肉排做着最后的哀求。东惠渐渐地没了主意,因为那蝇蝇声也挫进了他的灵魂深处,让他的身体不受控地左右摇摆起来。
又是一阵轰鸣,全世界都暗了下来,似乎是两个小鬼不小心打落了幽门地府鬼门关的石门,把闷海愁山全都锁在了里面。
东惠只道是没命了,竟滑稽地想到了“盖棺定论”。好吧,让别人去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吧,正好不必去解释了。
谁知道他还活着。幽幽地睁开眼,只见满手的血,满地的玻璃屑,还有破碎的太阳影子。他挣扎着爬起身来,去另一个房间找吕柏龄。
吕柏龄倒在地上,还有些意识。东惠想把他扶起来,却怎么也使不出力气,任由那溢血的额角在自己的胳膊上蹭来蹭去,最后两个人瘫坐在地。
到了这地步,东惠无比地祈盼吕昌吉能平安,他懊悔没有和他一起来保定,懊悔与之相关的一切。
他感觉自己有了两副身体,并且同时蒙受着双重的危险。子弹还没有打中他,但预判也许很快就会成真。
他若是死了,他的处境会不堪设想。他若只是受了伤,残废了,那他的处境将更坏。
他感觉自己的魂灵在攀爬一座高山,每走一程就需要做短暂的停歇。山越来越高,也越来越崎岖,惨白的山麓冰凉幽寂,一片旗云飘在上面。
来不及走近细看,那云和太阳已经悠悠地流失在了山的背面,整片山麓埋在了幽暗的蓝色阴影里,等待着被暗夜吞噬。
他觉得自己无路可逃了,索性坐在地上,听候发落。他拒绝一切思考,在这一刹那,他觉得死就死了。然而呼啸的子弹碎片只是扫过他的脸面,未曾伤及性命。
怎么?也许他的命还不该绝?
杀不死他,那他就要这样活下来。
他便又去找那信息员,去探听生的信号。
“解不解禁,这两天就能见分晓。”信息员把围坐在身边的左邻右舍扫视了一番,接着阐述自己对时局的分析,“保定的好处已经捞完了,那日本人还能赖着不走?”
“既要走,怎么还轰炸个没完呢?”
“日本人是走了,中国人没说要走!”信息员用食指向上捅了捅空气,尖着嗓子发出一声怪笑。
人群被这笑声喝住了,一时之间不敢说话,只是交头接耳着。
这里是中国,中国人自然不会走。乱中的保定比平时更具战略意义,日本人捂热了的窝子,多的是想继承的中国人。他们也不救火,也不叫水,只是拿了想要的东西,拽回云步,转经山洞而去,就势取利而已。
东惠听得真切,想得明白,不愿再做争论,默默地退离了舆论中心。
如信息员所说,保定很快就迎来了解封之日。东惠和吕柏龄连夜挤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。
伴随着呜咽的汽笛声和隆隆的轰鸣声,火车徐徐驶出了保定站。乳白的蒸汽在寒夜中氤氲开来,车厢里起了一阵微不可闻的骚乱,仔细听,是心落回肚子里的声音。
北平,汪公馆。
腊八这天,汪元松又叫车给接走了。这回有了新名目,为维护统治,安抚人心,欲请各界名流在报上联名发表拥护临时政府的声明。
整座北平城透着沁入骨髓的寒气,白天家里锅炉出了故障,一时竟找不到人来修,丁管家他们束手无策,只好在各屋点上煤炉子,一切等天亮了再说。
寒夜漫长难捱,眼看要小寒了,外头实在是滴水成冰,西风呼号的坏气候。
金妈和厨房的人熬了一大锅热腾腾的山药粥,挨个儿给府上的人送去,又嘱咐他们给窗户开条缝儿,煤毒是眼下最该担心的事。
东惠屋子较别人的大些,虽然点了炉子,总归是聊胜于无,见金妈上上下下地忙活着,他不忍多说什么,三两下喝光了粥,起身去厨房舀新的。
粥还在灶上煨着,一掀盖子,咕噜咕噜冒着泡,香气四溢。灶前有个矮凳,平时是做饭添柴的人用的,东惠不拘束,就坐下来喝粥。
灶膛里还翘着一把干柴火,热浪蹿出来映在人脸上,火焐焐的,很舒服,那些火苗子换着花样儿舞动,东惠盯着看,忽然有点惦记昌吉。
“大哥?”福灵喊他。
东惠从旁边拖了张更小的凳子过来,让福灵坐下。
“大哥,我刚上你屋里去了,没见你,没想到你在这儿,大哥,这些天你在保定可还好?你不知道,我好担心你,我还给你写了封信呢,差点儿就寄出去了,大哥,前两天家里来生人了。”福灵自顾自絮叨着。
“什么人?”东惠拣重点问。
“警察局的,一个领头儿的,还有七八个跟班儿,说是来要人。”
东惠知道最近警察局很活跃,上个月在春秋园演出,也是一帮人乱哄哄地闯进来,说要捉拿什么“抗日分子”,园子赵经理出面调停,费了好大的工夫才将人打发走,不一会儿来人报信,说他们还真得手了,在隔壁万宝楼,一口气抓了七个。
转过天来又有一大帮学生上街抗议,把整条街堵了个水泄不通,赵经理为人谨慎,当即四下协商,推掉了好些演出,打算月底闭园。
“大哥,你还记得二叔吗?”福灵把小脸凑到东惠跟前。
“二叔去德国好些年了,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,怎么忽然提他?”东惠接过他手里的碗,连同自己的一块儿摞在水池子里。
“我听金妈说,二叔从德国回来了。”
东惠有点吃惊,这样的大事,怎么自己浑然不知?其实漫说福灵,二叔走那会儿,他尚且是个襁褓婴儿,后来听金妈他们私下里说,当时家里爆发了好大的战争,爷爷急得焦头烂额,父母亲也常在房里长吁短叹,一转眼,竟已过去二十年了。
他拉了厨房的电灯,嘱咐福灵上楼睡觉,自己也回屋躺下了。
东惠脑子里装着事儿,想睡睡不着,后半夜迷迷糊糊的好容易有了盹儿,随之听到了丁管家给汪元松开门的动静,便连忙起身下楼。
汪元松脸上盛满怒气和哀戚,兴许是走得急了,也许是太过激愤,怒与哀中还闪烁着密密涔涔的汗珠。
他摘下帽子,没地方放,又戴上,还是热,终于还是脱下来拿在手上扇风。
天津陷落了。
守军自力不支,中央军据不支援,日军兵精弹足,轰轰烈烈的天津抗战以失败告终。
吕昌吉自此下落不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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