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色双生花

　　2.阮妍
　　我叫阮妍。

　　在我的家里，有父亲，母亲，哥哥，还有个妹妹。

　　父亲是一个工厂的工程师，母亲是这个工厂的普通工人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小镇上，生活不富裕不贫苦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。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，有着小镇上唯一的一对双胞胎，我就是双胞胎其中一个。

　　小镇不大，靠山近水，不是出名的风景区，有树，有花，有翩翩飞舞的蝴蝶，还算是风景秀丽，秀色可餐。

　　没有向南方小镇，没有南方小镇那样的古老石桥，但是有很长很长的铁路轨道，轨道边是漫天黄色的菜籽花，风吹着，空气中弥漫着菜籽花的花香，火车飞驰而过，消失在铁轨另一段一个很黑很黑的火车洞里。

　　我们会拿着啤酒瓶盖叩在火车的轨道上，跑到旁边，等着火车压过啤酒盖，把它压成一片圆薄片当做我们的玩具。每次蹲在角落里看着火车开过来的时候，阮晨总是会担心火车会不会因为那个小小的瓶盖挡着路而翻车，其实我也担心，但我总是装作很懂似的对阮晨说，怎么会呢，火车那么大。对了，阮晨是双胞胎之一，我的妹妹。我们总是很好奇，在火车洞黑漆漆的另一端是什么，好奇心让我们常常会拿着手电筒，照着光，向火车洞黑暗的里面走去，就像两个勇敢探险者一样，手牵着手，慢慢的向那头走去，然而最后的结局往往会因为某人的一声大叫吓的集体向出口跑去，胆小的探险者，跑出了洞口才发现，其实根本没走多远。

　　小镇的边缘有一条河，河水里很多黄色的泥沙，暴雨之后，泥沙泛滥把原本沉静的河水瞬间激怒，咆哮着翻起一个接一个的浪花。很多时候，它沉睡着，河水清清，站在岸边可以清楚的看到河里黄沙，还有黄沙上的小鱼跟蝌蚪。夏天的时候，河边就是我们常常去的玩耍地，光着脚丫站在软软的沙子上，抓蝌蚪，放进我们用石子围成的小圈圈里面，用石子把蝌蚪关的很严严实实，但是第二天去的时候里面的蝌蚪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，然后我们坚持不懈的在围在抓，第二天又会跑没了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直到学了一篇课文，小学语文课本里的一片课文：《小蝌蚪找妈妈》，原来那时候我们就在实践里证实了，小蝌蚪的妈妈确是青蛙，圈圈里面的蝌蚪就是变成了青蛙跳走了。

　　河上还有一架长长的索桥横跨河两岸，索桥是木头建的，桥的两头是用铁链拴住，以做固定，人走在上面会摇摇晃晃。脚下的木头因为风吹雨淋，太阳的暴晒，已经变得朽迹斑斑，踩在上面都会担心会不会木头断裂，掉进河里。有时候还在心里挣扎要不要过桥去玩耍的时候，还会看见对面一辆拉满沙的马车上了桥的那一头，缓缓向着边走来，车过之后，桥上留下一道一道滑落下的沙印。

　　在这个小镇上。人和事物总是传的很快，好事坏事都可以传千里，一点点的风吹草动，小镇上的人都会或多或少的知道，所以小镇上的人很多都认识我们，阮妍和阮晨，因为我们长的一模一样。

　　妹妹，医院的医生说她比我晚一分钟出生，就在这一分钟的差距里，我成了姐姐。和妹妹为玩具水果糖等等而吵架，闹矛盾的时候，爸爸总是说：“你是姐姐，你应该让着点妹妹，”说完，然后就冲我手里拿走了本应该是我的东西。这就是一分钟的代价。

　　大人们总是很喜欢给我们穿一样的衣服，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一样。给我们买的东西习惯性的都会买两个，不管我们喜不喜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套在我们的身上。

　　两岁的那年，我们相互看着对方，然后问对方，你为什么和我长的一样，那个时候知道了什么是双胞胎。

　　哥哥叫艾莫，比我们大4岁，幼儿园里他总是抢我的玩具，抢我的零食，我不会哭着闹着去找老师，我总是会反击，但是往往都是以我失败告终。他就拉着拉着阮晨在另一边一起玩在我手中抢走的玩具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和阮晨坐在一起，他总是能很清楚的分清楚我们谁是谁，从来没有拉错过人。

　　五岁，在小镇上小学一年级，我对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，带了一个大大的方框的大眼镜，很丑，真的很丑，他常常用他手里的又长又厚的尺子打我的手板心，原因就是以为我在上课的时候和坐我后面薛之煜说话，真的很疼，我讨厌上课。

　　识字，知道一些简单的道理之后，我很奇怪为什么哥哥为什么跟我们不是一个姓，爸爸姓阮，妈妈姓方，哥哥为什么姓艾。我问了爸爸，他只是笑着亲亲的摸着我的头说：“你还小，给你说也说不清楚。”

　　七岁，我第一次被父亲打，用一根很细的棍子，是从扫帚上抽出来的，打在手上都会出现一根根红条印子。打完之后还罚跪了2个小时，打我的原因是我把哥哥推的撞在墙上，额头的骨头看到了，留了很多血……不是我的错，这一点我很坚定。

　　一直跪到母亲把我拉起来的时候，膝盖都麻木了，好像那不是我的腿。

　　我跟妈妈去了医院，这是我记忆里第一次去医院，医院有一种很难闻的味道，阮晨说那是消毒水的味道，很难闻，真的很难闻，那时候，我才觉得虽然我没有错，但是心里很不舒服。在他住院的那一个星期，每天放学，我都会背着书包去医院。

　　我们4个常常在一起，哥哥，阮晨，薛之煜。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。一起玩泥巴，一起站在小吃店门口买着几毛钱的零食，你一口我一口，你一个我一个的分着。

　　四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学会了翻货车，拉煤炭的大货车，它开在前面，我们跑在后面，尽量拉着货车的边缘，一个劲的向上蹦，男孩子总是在我们前面蹦上去，在上面拉我们，阮晨也学会了，她跳上车的那刻高兴的笑着，笑的眼睛迷成了一条线。我们站在卡车棚子里，高兴大声的唱着歌，开始几次开车的师傅还会把我们捻下车去，还一再告诫我们，这样很危险，不准我们在爬车。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不懈的再次爬上车。后来师傅也就习惯了我们这群调皮捣蛋的孩子，让我们坐在他的货箱里，直到家不远处的苹果园里。

　　那是一片青苹果园子，树长的不是很高，树干没有那么粗壮，可是果实结了很多，又甜又脆。我们一蹦一跳的跑到苹果园，一人选了一棵树，做上自己的标记，各自爬上自己的树的树枝上，顺手摘下树上的苹果，搽也不搽的塞向嘴里，大口大口的吃起来，一直吃，最终结果就是晚上回去拉肚子。

　　十一岁，哥哥十五岁，在县城上初中，我们也转校去了县城的小学，北城一小，薛之煜也转校去了县城，不过是南城二小，两个学校在小县城里在县城的两端，哥哥所在的学校在县城的另一角。我们还是一如往常的上学，放学，玩耍。

　　我成绩很差，考试成绩：语文刚刚及格，数学徘徊在及格边缘，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是从来没徘徊到及格的上缘，每年成绩单上在老师的评语栏里大致都会写着：该生对同学团结友爱，但上课不认真，过于好动活泼，不按时完成作业，希望家长严加管教，下学期积极改正。

　　妹妹成绩很好，每门都几乎是满分，成绩单上老师评语往往都是简单两句：该生上课认真，成绩优秀，热爱师长，还望继续努力。

　　父亲看到我们的两个极端的成绩单，然后拿着妹妹的成绩单对我说，你看你，妹妹都考那么好，你做姐姐的怎么不像阮晨学学，少耍点，多看看书。然后把我关进小屋里，叫我学习学习在学习，而阮晨就在客厅里坐在小板凳上看动画片，我知道那是《舒克和贝塔》。

该作者现在暂无推文